提要 晚清开口通商后,洋货输入大为增多,一些西洋物品流行于中国市场,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,其中洋布的输入及穿用洋布的流行,就是通商后几十年间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。在洋布攻势面前,官和商这两股不同的势力结合起来,从各自不同的地位、愿望和利益出发,提出了与洋商分利,自办机器织布,以外洋商品入侵的要求。而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办,恰恰反映了在那种大的历史变革中我国民族工业经历的风雨飘摇。
自18世纪70年代开始,首先在英国出现了纺织行业的技术革命,并很快蔓延到欧美诸国,蒸汽机动力和新式纺织机的采用,使纺织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,纺织产品成倍增长,并成为欧美商人开拓海外市场、赚取大量利润的主要商品。在战争后几十年间,英美各国输入中国的纺织品,伴随着中国商埠的增开、商品输入量的增加而持续增长,特别是其中棉织品数量增长更为显著,在总输入物品中所占比重也慢慢变得大。据统计,1842年进口的棉织品仅占全年进口总值的8.4%,而到1867年此比例已上升为21%,到1885年就以35.7%的优势跃居进口贸易的第一位。
随着输入数量的增长,洋布占领的中国销售市场逐步扩大。城镇居民乐于购用这种物美价廉的洋布,用洋布来代替绸缎,做夏服、棉衣里、内衣、被面、窗帘、丧服等,洋布开始畅销各地。
郑观应这位不同一般的买办对19世纪后半期手工棉纺织业发生的变化做了如下的描述:“如棉花一项产自沿海各区,用以织布纺纱供本地服用外,运往西北各省者络绎不绝。自洋纱洋布进口,华人贪其价廉质美,相率购用,而南省纺布之利半为所夺。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(土)布者十之二三,衣洋布者十之七八。”(《盛世危言》纺织篇)此时,中国的传统手工棉纺织业市场受到了严重破坏,动摇了自然经济的基础。
列强经济势力的深入,刺激着洋务派官僚和商人集团。在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渐瓦解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中,他们从各自不同的地位、愿望和利益出发,提出了与洋商分利,自办机器织布,以外洋商品入侵的要求。
1876年3月,李鸿章根据津海关道黎兆棠的建议,派魏纶先到上海筹组机器织布局事宜。魏纶先在上海的创办活动并不顺利。从客观上说,当时银根紧张,筹集款项困难,但更重要的是在主观上,当时魏纶先虽然有着“观察”的头衔,但实际上只是工程技术人员,没有经济实力,号召力不强;而且又长居北方,同上海的商业社会和江南官场缺乏深切交往。因此,他既得不到两江官款的扶助,更难以博取上海新旧商人的支持。1878年,彭汝琮进行设厂活动。彭汝琮是一个被免了官儿的人,他在1878年冬曾向李鸿章交了一份织布局计划,指出织布局将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,招集商股50万两,但是没有结果。
在后来的两年中,筹建组又两次改组。1880年夏,主持人改为戴恒、龚寿图、郑观应、经元善以及蔡鸿仪、李培松,其中以郑观应“总持大纲”,经元善“驻局专办”,戴恒、龚寿图代表官方,而以龚寿图专管“官务”,郑观应、经元善代表商方,李鸿章委托郑观应“总办局务、常川驻局”,专管商务。苏北大盐商李培松和宁波富商蔡鸿仪作为主要投资人参与织布局。
改组后的机器织布局制定新章程,招股4000股(每股100两),其中半数由主要创办人购买,其余半数则向社会公开招募。经元善在通商各口、内地城镇以及海外华侨集中的地方委托钱庄商号,分设36个代收股份的地方,并且在报纸上公开投资人姓名,如不愿公开姓名的则以公布股票号码作代替。这是一种制造声势的措施,它投给社会新鲜的刺激因素,引起了较为广泛的注意。机器织布局的招股工作进行比较顺利。自章程公布后不到一个月,报名投资数额达到30万两,后来又增加到50万两,远远突破了原定计划。
1881年,织布局获得“酌定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,不准另行设局”的经营专利,以及“如在上海本地零星销售,应照中西通例,免完厘税;如由上海径运内地,及分运通商他口转入内地,应照洋布花色,均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,概免内地沿途税厘,以示体恤”的免税特权。
开机投产之前,织布局又几次更换人员,从郑观应、经元善转手到龚寿图“总办局务”,龚易图“收拾残局”,结果,残局更残,一度亏损。李鸿章又派轮船招商局会办马建忠接办织布局。马建忠又因办事不力而更换杨宗濂。因杨宗濂在北方任职,不得到任,一切都由他的弟弟杨宗瀚承担。上海机器织布局几经周折,终于建成,占地约280亩,后依黄浦江,前临马路,有厂房、轧花房、栈房、办事房等建筑,订购了英、美两国轧花机、纺纱机、织布机等全套设备,到1890年终于有部分机器开始投入生产。
1893年10月19日,织布局清花间失火,适值狂风大作,施救不及,全厂付之一炬,损失达7000多万两。
织布局失火的根本原因是管理问题。这个企业属于官督商办,总办、帮办、会办都是政府指定的,政府在里面有股份。指定的人是很能干的,但是不擅管理企业。织布厂最重要的是防火,机器织布局的房顶上盖的是油毛毡,容易点燃,这是大忌;厂里是有救火设备的,也靠黄浦江,有水,但是救火设备没有人会用,只好看着大火烧尽。
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后,李鸿章决心重建纺织局,他向清廷阐明理由说:“布缕为民间日用所必需,其机器所纺织者,轻软匀净,价值尤廉,故远近争购。……是以因势利导,不得不用机器仿造,必使所纺之纱与洋纱同,所织之布与洋布同,庶几华棉有销路,华工有生机,华商亦沾余利。此事断难中止,亦难缓图。”
李鸿章力主赶紧重建,立即恢复机器织布局。这种指导思想是正确的,接下来是谁来负责恢复工作。在当时,社会上与官场中公认为非盛宣怀莫属。李鸿章说:盛氏“于商务洋务,尚肯苦志研求”。社会上则公认“他的身份、势力和财力都适宜于担当此任”。盛宣怀热心于办工业公司是众所周知的,他早就想要揽办同人民生活最接近、赢利最有把握,因而也最有生命力的纺织工业。但未有机会插手,直到织布局开工后才与朱鸿度一起创建纺纱厂作为布局的分厂。尽管此次恢复织布局任务艰巨,但是盛宣怀足以担当此任,并且有希望很快办成。
然而恢复织布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,就是如何清理和结算前账。织布局官款26.5万余两,商股55.4万余两,招商局、仁济和其他公私股份约20万两。焚后至多值10余万两。在以前,清政府凡遇到这一种情况,一般惯例是先顾官后顾商,但这次不同,由于接办的人盛宣怀向来比较照顾商人利益,他从“体恤旧商,方足以招徕新商”的观点出发,认为如果按照“中国向来遇有盐典各业不测等事,皆应先偿官款”的惯例,必使股商怀恨在心,而主张“所欠官款,悉归以后局厂按每出纱一包捐银一两,陆续归缴”。“至于非官款的损失(65万两),则将由灾后基地局房估价按成摊还;按旧股一千两先摊得二百两,填新股票,一律取利,其余旧股八百两,靠新商获利陆续抽捐归补”。盛宣怀说“此不得已之办法也。”这确是“不得已之办法”中的好办法,它果然奏效,恢复进展顺利。
盛氏首先确定招股一百万两。上海、宁波、苏州三地绅商认购60万两,“洋货公所所属各行,按其资力多寡,认购新织布局的股票约百分之二十”。不足之数,由招商局、电报局挪补。这样,不到两个月,即光绪十九年年底,一百万两资本就基本就绪了。但认购者还是很踊跃,以致到了限制认购的程度。例如台湾巡抚邵元冲要求对新厂投资认股,盛宣怀不得不告以“公如欲附入,一、二万尚可代留,多则无额”。恢复新厂的工作,第一步算是成功了。
资本有了着落,能够直接进行建厂的具体步骤了。盛宣怀为了照顾“商情远虑他日办好恐为官夺”的顾虑心理,决定改“局”为“厂”,表示商资商办之意,名为“华盛纺织总厂”。另在上海、镇江、宁波等地设10个分厂。计划设纱机32万锭子,布机4000张。盛宣怀为总管(即总经理)。严作霖管银钱,沈廷栋、褚成炜管生产,许春荣、杨廷杲、严潆管买卖棉花纱布。上述人等均称董事。股票都由盛宣怀签名。从这个班子看,绝大多数都是轮船招商局、电报局的派出机构,非常能自由运转的机构。这就无怪纺织厂恢复筹建的速度之快了,不到一年,即1894年9月16日恢复投产了。
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,从弹花、纺纱到织布全用机器,纺的纱和织的布,质量大体上可以与进口纱布相比。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影响下,后来湖北也设立了机器织布局,开始在本土生产机织布。此后至20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间,各地商人纷纷开设机器织布厂,仅从1897年至1912年15年间,全国各地就新开设机器织布厂约60家,从地域来看,北至奉天、长春,南到广州、闽侯,东至上海,西到重庆,可谓遍地开花,掀起了一股设厂热潮。从此,民间俗称的“洋布”,不再只是指由外洋输入的外国棉织品,而成为以新式机器纺织的机织布的通称。随着中国本土机器纺织业的发展,本土机织布因工价低、运费省等,成本和价格比进口的洋布更低,中国人购用“洋布”也更方便和普遍。“洋布”作为机织棉布的通称,与中国乡村仍都会存在的自织“土布”并行存在,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,成为中国老百姓日常穿用的主要衣料。
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经历,为近代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教训,带领中国棉纺织业迈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,具备极其重大的象征意义。